新四军女院长收治国军伤员，伤愈送别时，他突然掏出手枪并打开保险，这是为何？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战败的电讯飞抵中原，随县城小小的省卫生厅里，新任厅长栗秀真放下耳机，思绪被带回五年前那间埋在黄土岭谷底的野战医院。
1940年深秋，沁阳西侧山路泥泞，夜色中不断传来炮声。医院必须转移，药箱和纱布塞满驮筐，马匹不够，医护只能用肩背。栗秀真一路搀着伤兵，脚底泥水没过踝骨，却不敢耽搁片刻，因为日军正由焦作方向逼近。
天快亮时，一支灰绿色军服的队伍横在山口。新四军衣衫破旧，国军皮靴锃亮，两边戒备。国军副官牟廷芳抬手拦住：“人我们带走，药和担架留下。”栗秀真上前，递过自己的医用包：“里头只有止痛针和纱布，你若放心不下，先收着。”他愣了愣，点头放行，百十名伤员随队进入山谷。
紧急搭好的石屋被改成病房。床位不够，草帘铺地。栗秀真干脆摘下大家帽徽，用号码牌取代军别，从此病房里再无“你我”之分。新到的国军士兵坐在墙角，手握步枪抱怀不语，气氛像绷到极致的弓弦。
“还疼吗？忍一下，麻药省着点。”护士段月英蹲在一名班长身旁，撕开旧纱布。对面的新四军通信兵递水过来：“兄弟，伤好再上前线。”班长咧嘴：“要真能走，先给老子来两颗子弹。”众人都笑了，弓弦松开一寸。
往后十几天，笑声渐多。国军小兵帮着剁柴，新四军战士抬水，换药室里兵味淡了血腥味浓。有人把家书里夹的香烟分给护士，护士掰半块红糖塞回枕边。牟廷芳夜里巡房，发现夹板松了，就亲手系紧，动作生疏却认真。
困难最烈的是食物。厨灶里多是窝窝头和盐汤，好不容易抓到两只老母鸡，全院上下当作宝贝。伤员痊愈要走，院里决定摆一口鸡汤送行。土碗粗糙，热气里却混着淡淡高粱酒香。
席间推杯换盏，到第三壶时，牟廷芳突然起身掏出勃朗宁，咔哒一声打开保险，枪口垂着却让空气瞬间冻结。他声音低哑：“我得确定这不是留人的局。”栗秀真放下木勺，抬眼回望：“真要扣人，何必费一只鸡？”护士悄悄移至近旁，手心捂着纱布与止血钳。几息之后，保险合上，金属归鞘。牟廷芳苦笑道：“多疑，是戎马人生的病。”一阵哄笑，尴尬散去。
此后酒味更冲。有人提议合影，老相机只剩一张底片，所有人便紧靠着挤成一团。灯光昏黄，两种军装肩并肩，一张笑脸里夹着绷带与绶带。胶卷冲洗出来，栗秀真珍而重之，塞进医用笔记本里。
1945年，她在武汉整顿战后卫生体系，偶遇一位戴着北伐纪念章的年轻军官。对方敬礼后轻声说：“院长，我是那年受伤的许班长，多亏您，我腿才保住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已转身奔向忙乱的人群。栗秀真愣住，默默合上笔记本里的那张老照片，影像里的人有的或许已埋骨关山，但那份跨越军装的信任却被永久定格。
多年后，她在讲课时偶尔提起那段经历。学生问：“您当时怕吗？”她答：“当然怕，可若医生先后退，伤员就会失医而亡。战场可以有敌我，病床前不能分颜色。”语毕，她把那张发黄的照片贴在黑板旁，余光扫过，灯光下仍能看见五年前那锅鸡汤升起的暖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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